还记得两年前那个一个人拍“毕业合影”的薛逸凡吗？她的师弟、北大古生物学2016年毕业生安永睿，如今又成为北大该专业本届的唯一毕业生。事实上，北大古生物学专业到今年已是“六代单传”，每年都只有一个毕业生。

有人觉得，这种招不到学生的专业，还不如不设。我完全不同意这些说法。

大学专业既分文理科，也分研究型和应用型。以往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学在专业设置上存在重理科轻文科现象，近年来国内大学则普遍朝综合性大学发展，一些原本取消人文学科院系的大学，陆续恢复或创设人文学院。但在重应用的思维下，一些人文专业又被视作大而不当、华而不实。典型如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被人诟病“看起来什么都能干，其实什么都干不了”。

但换一种角度想，有些看似不实用、冷门的专业，其实不可或缺。从知识“变现”的角度，古生物学当然还不如职业技术学校，可以现炒现卖——今天学了钳工知识，明天就可以上岗。但从知识进步的角度，如果都没有人去学习与研究古生物学，这门学科就会退化，直至变成一门消失的知识（当然，这只是假设）。无论哪一门学科，只要有利于知识传承迭代，道理上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问题并不在于古生物学等冷僻专业该不该设立，而在于当前大学的学科设置仍存在诸多弊端。其典型特征是，许多专业既无法满足培养应用型的需求，又不能为培养专业型、研究型人才奠定基础。还是说汉语言文学专业吧，许多人本科毕业后，谋职业呢缺乏特长，搞研究的话，基础知识又不够扎实。别说本科教育，硕士生毕业后，具有深厚专业素养的又有多少？这反倒还不如古生物学专业，可以朝着研究方向一直走，即便“一条路走到黑”，也让人无怨无悔。

所以，一方面不能以“学以致用”的思维看待研究型专业，另一方面也不能什么专业都办得“高不成低不就”。该是应用型专业，就要从实践性出发，面向社会培养专业人才；若是研究型专业，就该走高冷路线，向无人探索的新领域出发。

按理说，大学专科教育应承担起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任务，而本科教育则应侧重于通才教育，为研究型高等院校输送“种子选手”。遗憾的是，在当前学历教育背景下，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俨然成为比拼文凭高低的场所，不能很好地满足上述人才培养的制度设置。不仅本科生教育，连硕士、博士生都被拉下水，成为择业的敲门砖。正因如此，类似古生物学专业才会被人看作高等教育的“异类”。

归根结底，不是古生物学冷门，而是人们的心态过于功利化了。这个“一个人的专业”，反而是对知识价值的一种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