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岁的职业打假人王海自1995年成“打假第一人”后，至今仍在维权打假第一线，并成立了四个职业打假公司，给公司定了30万元的“打假起步价”。去年一年中，王海的公司“买了202万假货，赚了400多万”，一共打掉一千一百多宗假冒伪劣商品(案件)。王海直言：打假和正义无关，赚了钱才能更高尚。(3月23日《新京报》)

从法律上讲，王海们的每一次转型都紧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条款的完善，他们队伍的壮大与成功，不过是凭借较为专业化和规模化的力量，将法律的权利赋予用到了极致。言下之意，王海们的成功维权，并不能被等同于消费者权益的整体提升。比如职业打假与一般消费者的维权有着不可忽视的区别：前者专业化的维权队伍，精细化的成本与收益衡量，打假范围乃至目标的确定都是通过精准的功利性筛选而来，如30万的“打假起步价”，具有赔付能力的企业等等。这些注定了职业打假与普通的消费维权存在着目的与路径上的差别。不妨说，他们的成功恰恰是建立在消费者维权成本与门框普遍较高，假货仍旧大面积存在的消费环境之上。

于此就不难明白，在法律的框架之内，我们承认职业打假群体存在的合理性和其自我维权的正义性，在作用上，我们承认其确实能够给抬升制假企业的违法成本，给消费者维权带来一定的示范作用，但在根本上，他们对于整个消费者权益提升的推动作用，仍不能被夸大。譬如说，职业打假人以经济赔偿为维权目标，其对于制假企业的惩戒，并不能真正给企业带来不可承受的代价，更难言将转化为法律完善的动力。

职业打假的兴旺，并未催生整个消费环境的明显改善，这不过是意料之中的事。须知，一个正常的市场环境中，消费者权益应该是指得到可以确定的、无差别的法律保障，而无需某种“职业化”经营。而只有凭借某种强势操作，才能成功维权，本身就说明消费维权仍旧缺乏“普惠”式的制度保障。在某种程度上可说，职业打假群体的兴旺，恰恰印证了普遍性的可确定的日常式维权的式微。

事实上，王海本人对此即深有感触。2008年，成名13年的王海曾向媒体感叹：“消费者维权越来越难了”。作为职业打假人这么多年，“没有变化的是公民的组织资源依然匮乏，依然是在以个体对各种利益组织进行博弈。这种博弈显然是不对等的”，“对消费品的舆论监督仍然受制于广告和其他利益部门”。而这些得到“变化”，或才真正是当前消费者权益保障最需改善之处，而职业打假，只能是畸形的消费权利与消费环境中，一个可以被接受但注定不能被依赖的推动者。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