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由南京博物院、连云港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连云港市重点文物保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杂志社承办的中日韩·连云港封土石室墓学术研讨会在我市举行。中日韩三国专家学者代表共聚一堂，共同交流国内外封土石室墓的最新研究成果，探讨未来封土石室墓学术研究的新方向。

经过市重点文物保护研究所四年的考古调查，我市境内目前共发现了474座封土石室。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纷纷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看法。比如，封土石室墓中的青釉陶钵，乃海州地区先民用于盛放饭食的日常生活器具；又如，两只造型古朴的小盏是南北朝晚期的器形，这对总体把握连云港封土石室的年代，具有十分重要的补充作用；再如，留存至今的封土石室与韩国百济遗民活动有着必然联系，他们定居在与世隔绝的海岛上，长期坚持固有的墓葬习俗……

经过四年的考古调查

我市发现474座封土石室

封土石室又名“藏军洞”、“古闷洞”，是一种就地取材，用自然或加工过的石块垒砌，分层错缝，往上渐收，上窄下阔的墓葬结构。两头小而中间大，顶部再用几块巨石封住。石室之外封以泥土，形成巨大的馒头状土墩，最大的封土石室，可容纳10余人，在我市境内的云台山、锦屏山、伊芦山等地区广有分布。

20世纪90年代初，南京博物院与连云港市博物馆曾联合对我市云台山地区的梧桐沟、前关村、花果行、韩李村、西山村、金苏村、东巷村以及伊芦山等地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发掘工作。根据40余件出土器物的形制与风格判断，其时代为初唐至晚唐时期。

2011年3月至2015年4月，市重点文物保护研究所承担省文物局的江苏省文物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重点调查项目，对市境内的封土石室墓进行了考古调查，目前共调查发现474座。这次考古调查基本搞清楚了连云港市封土石室墓的分布情况、保存现状以及封土石室墓的相对年代和性质。

连云港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在文化上就有密切的联系，隋唐时期尤为频繁。近年来，随着国际间交流的不断深入，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东北亚地区也大量发现此类石室墓葬，经考证为朝鲜半岛百济时期的封土石室墓，这与我市分布的“藏军洞”极为类似。

盛放饭食的青釉陶钵

乃海州先民日常生活器具

研讨会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韦正以《连云港石室土墩墓出土瓷器年代的初步推测》为题，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连云港地区封土石室墓中出土的瓷器进行了年代学的考证。

韦正认为，连云港地区封土石室墓中发现的青釉瓷器，年代相当于唐初至盛唐时期，黄釉瓷器的年代则相当于唐中期，从器形及釉色判断，二者之间存在延续性。参照安徽淮南博物馆、寿县博物馆馆藏的两件同类型的寿州窑产品进行了对比，韦正引用唐代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记载说明，海州地区的先民曾用这种青釉陶钵盛放饭食，这是当时平民日常生活的典型生活器具。

同时，韦正指出，在连云港地区的多处封土石室墓中均出土了碗与钵的组合，他认为这种组合在当时是具有典型性的，“这与1988年至1992年河南考古工作者在巩义芝田晋唐墓葬群（88HGZM13）中发现的器型组合相类似。”

此外，在第272号封土石室墓中发现的一只黄釉四系罐，由于受到鲜卑人生活习惯的影响，在时代上不会很晚，到了中唐时期，这种四系罐就已经非常少见了，其逐渐被双系罐所取代。

根据比较，这尊四系罐与1992年河南巩义芝田唐墓（92HGZM4）以及西安乾封二年段伯阳墓中出土的器物在年代和形制上属于同一类型，对判断连云港地区出土陶瓷的相对年代，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两只造型古朴的小盏

推断年代为南北朝晚期

研讨会期间，韦正与江苏省考古所原所长邹厚本对出土器物中的两只小盏颇感兴趣。经过一番讨论，他们一致认为，这两只造型古朴的小盏年代比较早，是南北朝晚期的器具，其时代应不晚于隋代，这一点对总体把握连云港地区封土石室墓的年代具有十分重要的补充作用。

据介绍，朝鲜三国时期的百济地处朝鲜半岛西南一隅，国力衰微。为了与强大的高句丽相抗衡，百济国王先后与中国南朝（公元420-589）的刘宋、南齐、萧梁交好。其中，萧梁对百济的影响尤为深厚。

梁普通二年（公元521），百济国王扶余隆奉萧梁为正朔，梁武帝诏其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宁东大将军、百济王。据《三国遗事》卷三“原宗兴法”条记载，百济曾在首都熊川州（今公州）为梁武帝创建大通寺，而《梁书》卷五四《诸夷传·百济》中更是记载了百济多次遣使进贡并恭请梁武帝所著《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工匠、画师等事，由此足见两国交往的频繁与密切。

1971年，在韩国公州（百济熊津邑）发掘的百济武宁王与王妃的合葬墓，其墓葬形制以及出土器物，无不透露出与萧梁存在密切的联系。

留存至今的封土石室

与百济遗民活动有必然联系

经过近五年实地考察与潜心研究，韩国国立忠南大学校人文大学考古学科教授、百济文化研究所所长朴淳发认为，连云港地区的封土石室与公元7世纪前中叶分布于韩国忠清南道舒川、保宁、洪城等地的百济石室墓颇有类似。

朴淳发介绍，根据《三国史记》、《旧唐书》、《三国遗事》、《日本书纪》等文献记载，公元660年7月，百济首都扶苏山城被唐罗联军攻陷后，百济王族被押送至以两京（洛阳、西安）为中心的京畿和都畿道以及太原地区。根据在中国发现的百济王族的墓志等资料显示，属于上层的百济遗民经过三代与唐人通婚，逐渐融入了唐文化。

据《资治通鉴》卷二○二·唐高宗仪凤元年二月记载，最初，入唐的百济遗民被安置于河南道徐州以及兖州一带。在今天看来，徐州与兖州相距连云港均不足300公里。综合目前现有的文献和考古证据来看，连云港地区的封土石室墓与百济遗民活动有着必然的联系。

公元676年，被安置在徐、兖二州的百济遗民再次奉命迁往辽东熊津都督府。朴淳发认为，这些百济遗民便是从连云港口经海路前往辽东的。并且在迁徙的过程中，很可能有相当一部分的百济遗民留在连云港并定居下来，或是在他们都离开连云港到达辽东后，公元682年随着熊津都督带方郡王扶馀融的废置，这些百济遗民又回到连云港的可能性。

百济遗民定居海岛上

长期坚持固有的墓葬习俗

在朴淳发看来，在连云港的封土石室墓中存在的高句丽因素，或许便是从辽东回迁的人群中混杂着一部分高句丽人。

此外，这些生活在云台山地区的古代先民，在族群构成上相对比较单一，以百济遗民为主，因此他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了本民族固有的墓葬习俗。当时的云台山地区尚处于海中，是一座四面环海的岛屿，由于海岛的自然气候不适于耕作，生活在岛上的居民从事的多为与航海有关的活动。

韦正提出，当时的百济遗民作为战争的牺牲品，被囚禁在云台山这座与世隔绝的海岛上，也是情理之中的一种推测。

朴淳发认为，墓葬在考古文化中是一种保守性最强的习俗，是强烈反映民族性的文化领域。因此，在该文化原生地以外的地方仍保持原有习俗，在客观上一定有一段数量稳定的集团迁移并定居繁衍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