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查处“四风”问题以来，辽宁省查出超职数配备干部26272人，现已消化4171人。（中国新闻网）

制度政治学研究者将干部超配的原因归结到我国“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公务员制度，看似十分有理。但我们《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对领导职数不是有明确规定吗？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超配，一个萝卜一个坑，还需要“下”吗，又何来的“出”。

古语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干部超配，表面的影响是“食肉动物”太多，加重财政负担，但深层次的影响就是：“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官僚习气弥漫，内耗严重，效率低下，有人不干事，有事没人干，为了待遇和福利，又必然穷尽方法创收，从而导致法治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恶性循环。

超职数配备干部，不利于干部队伍管理特别是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序化，导致用人不透明，不规范。没有统一的用人规则，有些领导干部在用人方面也很茫然，对用人制度失去信心。超职数配备干部，还会导致政府机构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不良循环，也容易产生用人腐败。

对待干部超配的治理问题，不应该止于“刻不容缓”的呼吁，也不应该停在“加强监督”的要求，而是要从消除贫困的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文/郑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