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天，一个“火车上大妈互飙广场舞”的视频在网络上被疯传。事发在5月12日K1063(兰考至郑州段)火车上，有网民调侃道：“人类已经不能阻止广场舞了”，“估计很快就发展到飞机上了”。

“广场舞”一词演变至今，在一轮又一轮的舆论批判下被扭曲变形，公众心中仿佛已有一纸判决书，罪人：“大妈”；罪行：跳舞；罪名：扰民；惩罚：嘲讽与谩骂。此次火车上的舞蹈也难逃“缺席审判”的命运，大部分网民批其扰乱乘车秩序，只顾自己开心，不为别人考虑。

不得不说，将一次即兴起舞，贴上广场舞标签，有些“斗争扩大化”的倾向。不是所有的中老年女性都叫大妈，不是所有的起舞都叫广场舞。舆论所批评的广场舞，具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在居民生活区，二是在夜间休息时，三是伴随高分贝音响伴奏。这群乘客坐车一天一夜，活动一下手脚，时间也不算晚，过程仅20分钟，受到列车员劝止即服从，这些都与广场舞特征全然不同。

火车上的起舞完全是一时兴起。起舞的主角若是换成一群欢乐喧闹的年轻人，他们可以年少轻狂，中老年人怎么就不能聊发少年狂？火车上那群起舞的女性也就算中年，用贬抑性的“大妈”称呼，暴露出当下舆论场常见的年龄歧视和语言暴力。

“舆论判决”变得轻率，也有可以理解的原因，即所涉现象“民愤”极大却始终得不到疏解。各地因广场舞扰民引发的纠纷不断，从泼水到泼粪，从放狗到鸣枪，冲突愈演愈烈，几乎到了破坏社会稳定的地步。深究广场舞的病因，源于三大不足：公共集体活动空间不足，民众公共空间自律意识不足，执法部门对于扰民社会后果认识不足、执法不严，致使广场舞长期被弃于三不管地带。

说到底，广场舞之争是权利之争，不应简单混淆为素质之争。很多时候，对抗双方好像各有各的理，但实际上，住户有权要求住宅保持安静，在公民的休息权面前，大妈们伴着高歌跳舞的自由就不能不受限制。让人失望的是，各地基层政府很少有旗帜鲜明站出来，为公民休息权撑腰的。于情于理于法都该赢的一方，在现实中却落在下风、屡战屡败，只有转战网络，隔空叫骂出气。

广场舞承载了太多社会情绪，积郁难解。但是，将“大妈”与广场舞捆绑，将中年女性与“大妈”捆绑，将某些集体舞与广场舞捆绑，均属于某种刻板成见，是对批评广场舞扰民的扩大化，偏离重心，无益于公共诉求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