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近日发表了题为“新型城镇化与深化改革”的主题演讲。韩俊认为，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警惕急于求成的苗头，新型城镇化必须按照高效、包容、可持续的标准推动，才能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他说，非洲、拉美、亚洲的一些国家在城镇化过程当中，出现了大量贫民窟，失业率很高。因此，如果下一步中国政策导向片面地追求城镇化率，就像过去片面追求GDP的增长那样，一定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和挑战。

任何战略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即便再高瞻远瞩的战略到了执行环节，也可能因异化、误解而导致结果南辕北辙。我们推动城镇化的目的是推动发展，推动公平，让更多的政策阳光普照农村大地。但若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忽略了城镇化的核心也就是人，那么缺乏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缺乏符合农民长远利益的城镇化，就必然出问题。这些问题可大可小，既有农民身体进城、思想不进城的问题，也有农民在城市不知所措、不知所为、失业彷徨的问题，种种问题集结起来，便可能导致贫民窟的出现。

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防范。从国际经验来看，形成贫民窟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土地制度与经济发展出现了矛盾，有的是战争等历史原因造成。但从基本面上来看，主要是大量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迁徙，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难以容纳庞大需求，而农村经济也没搞好，凋敝的农村导致农民回不去，等等。拉美特别是巴西出现大规模贫民窟的教训就在于城市的扩张速度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农民失去了土地，在城市又无法扎根，久而久之，贫民窟便会产生。如果不解决好农民离开土地之后的再就业问题，城镇化就可能变成农民安身立命的“黑洞”。所以对于我国来说，重要的不是把农民盲目地往城镇迁徙，而是要多想办法让农民就业、让农民增收，并尽可能减少城乡二元差距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

这就需要我们在城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间作一个有机平衡。不能够厚此薄彼，不能够为了增加城镇化率而盲目推动城镇化进程。去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3.7%，城镇常住人口达到7.3亿，按照规划目标，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要达到60%，2030年达到66%左右。城镇化蕴藏着我国发展的最大内需潜力，如果城镇化得到有序、健康、合理推进，相当一部分农业人口成功转化为拥有相对体面而尊严生活的市民，则中国经济、社会面貌必然为之一新。但盲目城镇化、过度城镇化，把城镇化率仅仅当成政绩指标，则难免会陷入为城镇化而城镇化的发展陷阱。同时，即使城镇化率再高，农村仍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腹地，不能够因为搞城镇化就忽略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前进。把农村建设好，把农业提升好，农民才能够在城乡之间拥有更多的选择权，“三农”问题也才能够得到根本的解决。

无论是城镇化还是新农村建设，要害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有没有得到维护，享有相对公平的公共服务品权利有没有得到保障。城镇化的推进效果好不好，还是得看农民的收入有没有增加，农民的就业有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农民上楼后怎么办、进城后怎么办的问题，农村、农业的发展问题，都值得我们在城镇化的滚滚浪潮中冷静下来，全面思考。( 周虎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