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退休两年的茂名市原政协主席冯立梅近日被调查，标志着沉睡两年的“茂名官场腐败窝案”重新掀开。2009年－2012年，以两任茂名市委书记罗马为标志的官场腐败窝案爆发后，茂名官场几度瘫痪。为“保持茂名稳定”，相关部门采取了“办案”和“挽救”并举的做法。(4月21日《新京报》)

可以说当年对茂名腐败窝案的处理，从本质上乃是维稳思维异化的产物，如今再次把这些旧账拿出来清算，即便是窝案也决不姑息，这足以证明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

众所周知，腐败窝案之所以能出现，就是因为行为主体存在着一种 “法不责众”的心理预期。也就是说，在集体腐败的行为当中，责任主体分散，那么所有的行为个体都不同程度地承担着责任，这种责任分散承担的局面，最终导致行为主体对腐败行为怀着一种无所谓的心态，因为一旦腐败行为败露，腐败行为极难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主体，从而是相关责任人减轻，甚至是逃避法律的制裁。

所以，较之于个体腐败来讲，集体腐败的成本远大于腐败收益。就拿茂名腐败窝案来讲，“50万以下的不予追究”，要知道，腐败行为从性质上来看就是违法违纪的，倘若是个体腐败，涉及50万以下的金额，恐怕不仅要免去行政职务，还会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对集体腐败来讲，居然不予追究，这样的区别对待，恐怕也是对公平公正法律精神的亵渎。

其实，通常意义上的法不责众，指的是对于一种具有普遍性或群体性的违法违规行为，法律对行为主体免于惩戒，比如中国式哄抢、过马路乱象等等。这里的行为主体多数情况下是普通人，而这样做的一个理论支撑，即所立之法大多数人做不到，说明法律本身有问题，因为惩罚总是针对少数人的。

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尽管在腐败窝案当中，行为主体怀有“法不责众”侥幸心理，但是对于腐败这种违法违纪，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当然不能适用常态下的法不责众原则。这里的逻辑无需做过多的解释，因为对腐败行为的姑息，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本质上都是对腐败行为的纵容。倘若对集体腐败的处理区别对待，势必会形成破窗效应，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在此语境下，对腐败窝案就必须要一视同仁，克服无原则的保护主义，摒弃“法不责众”的原则，防止出现“只办首恶，不管余众”的结果。

当然了，对于集体腐败中的行为个体，还是需要根据其需要具体承担的责任来区别对待的。比如，对于毫无原则、盲目从众的腐败个体，就必须要严厉惩处；而对于那些“被迫从众”的一般腐败个体，则应该以挽救为主，惩处为辅。从而最大限度地在法律的框架内保证公平，遏制腐败。

“法不责众”的思维对腐败窝案来讲，是必须要摒弃的，因为对于任何一种行为，不管其行为主体是谁，都必须要将其放进“法”的行为框架里面去，这不仅是当前反腐工作的要求，也是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张松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