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共筑强劲活跃增长极，创新驱动是题中之义。可长三角至今尚未出现华为、中兴这样的创新型巨头，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竞争。”24—25日在南京举行的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论坛上，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的发言，引起与会专家的强烈共鸣。

培育更多的科技型巨企，不只是长三角之需，也是国家之盼。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王国刚说，工信部对我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调研显示，32%的关键材料在我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在装备制造领域高档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汽车等关键精加工生产线上，逾95%的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

“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迫切需要我们自主创新，推动产业迈上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洪银兴说，当代国际竞争突出表现为：一方面是全球价值链之间的竞争，如在智能手机领域，就有华为、苹果、三星的竞争，决定性因素是各自在相应布局的国家和地区获取物质、技术和人力资源的能力和市场的范围；另一方面是全球价值链内部的竞争，表现为争夺其中的主导地位和高附加值环节的竞争。在保护主义盛行的今天，有些关键零部件对整条价值链可能会“一剑封喉”。防备受制于人，“链主”就要未雨绸缪，对关键技术进行攻关，就像华为在采用高通芯片的同时，培育研发高端芯片的子公司海思公司，一旦高通断供，海思就能顶上。因此以高端核心技术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不仅要拥有核心关键技术，还要有竞争优势的供应链：基于中国设计和研发，拥有自身的系统集成能力和中国营销的制高点。

“中美贸易摩擦显示，是否拥有独立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是关键。”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认为，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旧动能的转换点在科技创新，谋创新就是谋发展，谋发展需要谋创新。这对中国经济增长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强度最强的长三角来说尤为重要，不仅是自身急需，还是国家担当。

“长三角不仅有产业基础，还有科教优势”，王国刚说，作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长三角以不到全国4%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GDP的1/4、37%的进出口总额、利用外资的62%。此外，长三角还拥有全国1/4的双一流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全国科研支出和有效发明专利的1/3、集成电路产业的1/2，也集聚在长三角。

然而，产业、科教资源并不必然转化为创新优势。专家认为，目前制约长三角创新发展的两大因素，一是产业同构，“三省一市”各自排位前五的制造业中，都有“汽车制造”“化学原料和设备” “电器机械和器材”三个产业门类，却都未出现世界级科企巨头；二是未能形成统一、开放、完备的科创体系。已有的G60科创走廊，虽然串联起了上海、松江、嘉兴、杭州、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合肥等九市，但绕过了江苏沿江的大部分科技和产业发达地区。洪银兴认为，长三角应以上海、南京、杭州为科创中心，进一步延展到合肥形成沪宁杭合科创走廊。

如今，在“三省一市”的努力下，“一体化”的利好因素正在累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随着南沿江、北沿江等高铁的建设和规划，以沪宁杭合等城市为中心，“半小时、1小时高铁圈”正在形成，5G商用也开始布局，有利于在长三角形成巨大的“虹吸效应”，集聚全球创新、人才、生产要素。科创板的推出有利于共同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实体企业集群。

如何打破长三角产业同构，专家建议要多研究纽约、东京都市圈的成因做法，以及深圳、广州、珠海、佛山的产业分工体系。因为差别化是一体化的前提，龙头城市既要“挑起重担”，也要“有所不为”；其他城市则要“甘当配角、甘做凤尾”，如此才能合理分工，拧成一股绳 。要鼓励区域内企业收购兼并，重组生产要素，这曾是欧盟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在创新体系中，既要坚持企业的主体地位，激励企业自主创新，政府又要在“市场失灵”时积极出手。研究性大学和科研机构也要挑起重担，打通政产学研，解决好创新链条中“科学”到“技术”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