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是日本的“国花”之一，最早起源于中国，约在一千多年前传入日本。由于樱花开时热烈，落时缤纷，短暂的绚烂之后，便随即结束生命的“壮烈”精神与日本的国民特性非常相近，因此，樱花一直深受日本人的喜爱，并逐渐成为日本人和日本国的象征。在日本，甚至有这么两句话：“欲问大和魂，朝阳底下看山樱”，“樱花就是日本人，日本人就是樱花”。

长期以来，由于日本人酷爱樱花，在几种野生樱花的基础上，不断通过园艺杂交精心培育出很多新的优良品种，最终形成了一个异常丰富、多达300余种的“樱家族”。其中，名气最大、栽植广泛，同时也极具观赏性的“日本樱花”（又名“东京樱花”或“江户樱花”），几乎成了“樱花”的代称，以至于我们一提到“樱花”，一般情况下都是专指“日本樱花”。

不仅如此，日本人在对樱花的长期追捧中，还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将樱花种到哪里，并常以此为礼物赠给友邦或友人。此外，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日本逐渐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樱花也随着侵略者的铁蹄被带到了很多地方。

我国很多地方都种有樱花，也有多处比较著名的赏樱胜地。除了一些本国原产品种外，中国的樱花很多都来自日本——要么是战争年代为侵略者所留，要么是和平时期以友谊的名义获赠。比如沈阳、大连（旅顺）、青岛等地的樱花，最早即是由侵华日军所引进，而南京中山陵、玄武湖、梅园新村，北京玉渊潭公园以及武汉东湖磨山樱花园等处的樱花，则均为日本政府或人民为表示对华友好而馈赠。

武汉大学校园也是一处在国内极具盛名的赏樱胜地，每逢樱花时节，校园里总是挤满了赏樱的人群。那么，武大校园的樱花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敌寇“国花”落户武大

武汉大学校园内原本并没有樱花。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在武昌城郊外的珞珈山一带大兴土木，辟山建校，同时大规模地植树造林，逐渐将这片原本乱石丛生、坟冢遍地的荒山野岭，变成了黉舍巍峨、林木葱茏的美丽校园。

抗战爆发前夕的国立武汉大学男生宿舍与“校前路”（即今日的“樱花大道”）

然而，到了1937年，武汉大学在珞珈山的校园建设尚未完成，就碰上日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片国土不断沦丧。1938年初，武汉形势吃紧，武大师生只得忍痛告别珞珈山校园，西迁四川乐山。

1938年7月，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率领最后一批随校西迁的教职员离开珞珈山前夕，他决定留下少量教职员和校工负责看管校产。当时，本校法学院经济系助教汤商皓刚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熟悉日语，其夫人又是日本人，王星拱校长就要求他留校看守。一开始，汤商皓再三推辞，但王校长仍“严令留守，并谓国难如此，能保全一部分艰难缔造之校舍便是替国家保留一部分莫大之元气”。最终，汤商皓被校长的“情辞恳切”所打动，决定“临危受命”，留守护校。

1938年10月底，武汉三镇相继沦陷，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亦遭日军所侵占。几个月后，汤商皓等人在其夫人的帮助下，来到珞珈山校园与驻扎在此的日军联队长进行交涉。对方向他表示，日军“对于无抵抗性之非军事设施决无意破坏。尤其对于此山明秀水之高级学府校园的一草一木，当善加爱护”。随后，汤商皓又驱车巡视校园，不断见到“士兵进出”，“军车云集”，不禁感叹：“大好湖山，不久以前弦歌传道授业之地，忽一变而为柳营黩武之场……”

又过了几个月，汤商皓听说珞珈山驻军换防，于是又与留校同仁再次前来交涉。此次接见他们的是一位文职武官高桥少将，他将珞珈山校园与“日本日光、箱根之风景优美的文化地区”相提并论，强调“当尽力加以保护”，但同时他又提出，“惟值此春光明媚，尚欠花木点缀，可自日本运来樱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调”。随后，他将汤商皓等人带到文学院前，“遥指将栽植樱树之处所”。汤商皓心里很清楚，“樱为彼之国花，梅乃我国国花”，于是便针锋相对地提出，“可同时栽植梅花，因中国人甚爱梅也”，希望借此维护民族尊严。但高桥的回答却是：“樱苗易得，梅种难求，明年今日君等可来此赏樱。”

武汉大学校友汤商皓（1911－1997）

正是在1939年春，侵华日军从本国运来樱花树苗，在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里种下了最早的一批樱花树。一般认为，日军在珞珈山种植樱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住在这里休养的大批日本伤兵的思乡之情，同时，亦有炫耀武功和长期占领之意。因此，珞珈山校园里的这第一批日本樱花，可以说是日本侵华的罪证，国耻的象征。

1946年秋，在八年抗战中饱经磨难的武汉大学师生，终于从千里之外的乐山回到了武昌珞珈山。次年3月，他们看到，侵华日军在校园里种下的樱花树开花了，一共28株，均匀地分布在男生宿舍三个拱门之间及其两侧的四个楼栋前（每个楼栋前各有7株）。看到这些侵略者留下的遗物，想起自己刚刚经历过的国恨校仇，武大师生的心情非常复杂，不少人主张立即将其砍掉，然而，主张保留这批樱花树的意见，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以上两张照片约摄于1947年春或1948年春，为目前所能找到的武汉大学校园日本樱花最早的照片。

友谊使者再临珞珈

日本国的樱花再次来到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已经是抗战结束3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这一次落户武大的日本国花，已经不再是国耻的印记，而是和平与友谊的象征。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3年3月，有关部门将日本友人赠送给周恩来总理的一批“山樱花”（又名“福岛樱”、“青肤樱”等，原产于我国长江流域）转赠了20株给武汉大学，由学校栽植于珞珈山北麓的半山庐前，1976年开花。

武汉大学文理学部第四教学楼对面的山樱花

1983年1月，为纪念中日友好10周年，日本西阵织株式会社向当时在京都大学学习的武汉大学生物系教师王明全赠送了100株“垂枝大叶早樱”（又名“丝樱”、“垂彼岸樱”、“八重樱”等，原产于日本）树苗，经王明全转赠给学校后，栽植于枫园和樱园，1986年开花。

1992年，在纪念中日友好20周年之际，日本广岛中国株式会社内中国湖北朋友会砂田寿夫先生率团访问武汉大学，赠送“日本樱花”树苗约200株，栽植于人文科学馆东面的八区苗圃，1996年开花。

武汉大学文理学部校医院旁的红花高盆樱

砂田寿夫原为侵华日军士兵，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成为战俘，随后，他与其他7000多名日俘被集中安置在湖北仙桃等待遣返。在前后8个月的时间里，收留他的中国农民放下往日的国仇家恨，以德报怨，宽大为怀，对其照顾有加。砂田回国后，一直对中国老百姓的善良与恩德念念不忘。从1987年到1992年，他多次组织一些当年的日本老兵回到湖北“谢恩”，同时还赠送了大量的樱花树及其他厚礼，谱写了中日两国民间友好的一段佳话。

此外，1989年春，武汉大学还从东湖磨山植物园引进了原产于我国云南的“红花高盆樱”16株，栽植在校医院旁。

最近几年，武汉大学校园的樱花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品种，不过主要还是上述的日本樱花、山樱花、垂枝大叶早樱和红花高盆樱4种，校园各处共有樱花树1000多株。其具体来源可谓多种多样，除了本国出产的几处樱花外，既有侵华日军当年所留下的“国耻之花”，也有中日恢复邦交后由日本友人多次赠送的“友谊之花”。

“樱花虽美 国耻勿忘”

长期以来，对于武汉大学校园的樱花究竟有何历史内涵，它们到底更多的是国耻的标志，还是友谊的象征，一直都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在笔者看来，唯有完整、准确地把有关基本史实掌握清楚，才有可能据此得出既符合事实、又合乎情理的结论。

樱花树的生命周期很短，一般只有二三十年。不过，在武汉大学校园里，可能由于气候条件比较适宜，又有园林工作者的精心呵护，日本樱花的寿命能达到50年左右，而且长势比其余三种樱花都要好。1957年，武汉大学对部分已经老朽的樱花树进行了更新，1985年又补栽了一部分，主要是采用枝条嫁接的方式，对其进行大规模的繁殖移栽。

1939年由侵华日军种下的那28株最早的樱花树，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已陆陆续续地死亡殆尽，其中的最后一株大约是在1997年前后死去的。至此，我们在武汉大学“樱花大道”上所看到的日本樱花，已经不再是侵华日军当年所种下的那一批了，而多为原种的第二、第三代。

20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樱花大道

据武汉大学园林部门介绍，学校近几十年来所自行培育的日本樱花，基本上都是以侵华日军最早种下的那28株樱花树为“母本”的，从“血缘关系”上讲，均为它们的“后代”。再考虑到武大校园内本无任何樱花，日本樱花这一植物品种最早是由侵华日军引入珞珈山的，“樱花大道”的园林景观最早也是由他们所构建的，因此，日本侵略者带来的这一“国耻标志”，乃是武汉大学的樱花洗不脱的“原罪”，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至于1972年以后由日本友人赠送给武大的几种樱花，那当然是中日友谊的象征。但它们的数量相对较少，其观赏性也逊色很多，很少为绝大多数武大师生和校外游客所关注，远远不能与占据主体的“国耻之花”相提并论。

当然，不论1939年落户珞珈山校园的日本樱花给当时的武大师生带来了多少屈辱的记忆，作为一种著名的观赏类植物，它本身的美丽却是谁都不能否认的。所幸数十年以来，大多数武大师生均能以客观、平和、积极的心态来看待它们。

如在1947年的阳春三月，早年曾留学日本的武汉大学生物系主任张珽（1884－1950）教授，直接将自己的课堂搬到了刚刚开放的樱花树下，他向同学们介绍，这些樱花“本来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不过现在，日本人被打败了，这几株樱树反而成为了战利品，成为日本侵华的历史罪证”。

在这批听课的学生中，有一位名叫萧翊华（1927－2007），来自湖南农村，曾饱受日寇侵华之苦。看到这些樱花，一方面，他在感情上很难接受，而另一方面，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樱花又很有研究价值。于是，他怀着这种矛盾而复杂的心情，对珞珈山校园里的日本樱花开始了长达60年（1947－2007）的观测与研究，后来还获得了“樱花教授”的美誉。而他对日本樱花花期的记录，甚至比日本本国还要早6年！

用萧翊华自己的话来说，他研究珞珈山日本樱花的初衷，正是为了“让樱花花期记录作为日军侵华的一项罪证，让后人记住日军在珞珈山留下的印记”，“向当年侵略我们的日本人证明中国人是不会忘记历史的”。

“樱花教授”——萧翊华

1985年5月，曾在武汉沦陷后留守护校的武大校友汤商皓重返母校，看到自己当年在珞珈山校园所亲眼见证的第一批樱花树，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敌酋所植之樱木，树本无辜，亦欣欣向荣，绿叶成荫，惟花已过时谢矣。上月东游Washington D.C。，见白宫前亦樱木成林，可知景物无分国界也。”

十几年前，曾有武大学子自发地在来校赏樱的游人中散发传单，大声疾呼“樱花虽美，国耻勿忘”，试图努力利用所谓的“樱花节”对广大同学和游客们进行国耻教育。在他们的直接推动下，校方于2002年在樱园老斋舍前竖起了一个“武汉大学樱花简介”的指示牌。2007年，学校又在“樱花大道”的起点处安放了一块刻有“樱园”两个大字的景观石，并在其侧面明确介绍道：

武汉大学的樱花不仅以其景色秀美而蜚声国内，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历史的见证。而今樱花的品种，是历代武大师生引种、驯化，栽培的成果，烂漫樱花与早期建筑相映成景，成为校园内最具特色的景观园区。吴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