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存在多年的经适房、限价房将退出历史舞台，由“配售型保障房”取代。不过，按照“老人老办法”的原则，2013年4月19日前申请的10万户备案家庭还可继续等待轮候经适房、限价房，待解决完之后，将不再新建这两类保障房。

北京的住房保障政策也因此更加清晰，呈现“三足鼎立”的政策现状：配租型保障房、配售型保障房和发放租赁补贴三种模式。毫无疑问，保障网络编织得更加严密，涵盖低收入群体和“夹心层”群体的住房需求，本应该赞一个。可，现实中不少地方的保障房选址偏远、配套设施之后，让申请者觉得生活不便，无形中制造了城市群体间的“居住隔离”，带来“社会排斥”问题。

原因就在于，相关部门在政策的“潜意识”中，过于注重保障房的居住功能，而忽略保障房的选址和配套设施的建设，给保障房的居民生活带了不便。除此之外，随着城市土地的增值，其中也暗含着经济的考量，在土地财政的“诱导”下，地方政府当然“舍不得”把附加值高的地块用于保障房的建设，其位置偏远，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类似“居住隔离”的担忧并非多此一举。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在福利思潮流行开来，为了满足社会的住房需求，在政府的主导下，建设了大量的保障性住房。可是，由于规划和选址不当，最终造成了城市的“居住隔离”问题。正如法国学者Lenoir提出的“社会排斥”理论，经济原因的“居住隔离”不仅造成了社会流动的“肠梗阻”，更为可怕是最终让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加剧。

就目前而言，我国的“居住隔离”情况并不严重，但问题的苗头已经显现，亟需打上“预防针”。在城镇化进程中，建设保障房满足居住需求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保障房的社会效应，着力避免西方城市“居住隔离”的发展“陷阱”。不妨借鉴国外现有经验，让房地产商在盈利的同时，也要承担一定比例的社会义务。英国就规定，在新建的居住项目中，低收入居住者的住房就要占到15%—50%。

当然，政府在规划的过程中也不能缺位。我国历来就有“杂居”的传统，从四合院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大院和筒子楼，完全可以借鉴传统“杂居”的模式。在城市的不同的功能区内，建一些保障房，让保障房既存在于市中心，也能散落在城市郊区，呈现正态分布的状态。当然，这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在一定的居住规模基础上，充分考虑到城市区位的容量，巧妙地规划融合在一起。

社会保障房政策并不是对弱势群体的“施舍”，而是通过解决其住房问题，使他们能有尊严的生活，让他们更好地发展。保障房政策除了满足基本的居住功能外，也要让社会群体间有机地融合，而不是隔阂。如此，住房政策才会多一些融合，少一些排斥；多一些多元，少一些分化；多一些包容，少一些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