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 2014年6月9日）“裸官”和贪官之间有相互转化关系，“裸官”更容易变成贪官，贪官往往会选择做“裸官”，所以“裸官”俨然成为外逃贪官的“预备队”。在反腐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治理“裸官”必须釜底抽薪，从制度层面约束所有“裸官”。

今年5月底是广东治理“裸官”的截止时限，广东省委晒出了成绩单：共查出1000多名“裸官”，其中200多人选择迁回家人；共对866名“裸官”调岗，包括9名市厅级官员；仅江门一地，被调岗的“裸官”就达128人。

“裸官”一词诞生于2008年。至今，“裸官”治理已延续6年。但详细披露“裸官”数据并采取实质意义的“裸官”治理行动，广东还是全国首例。

知情专家透露，高层对裸官治理提出要求：不能身在曹营心在汉；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受访专家认为，广东治理模式释放出中央强力治理“裸官”的信号。

境外媒体也关注到中国的这一强力举动，称“裸官的‘美好时代’”结束了。

有人把“裸体做官”者形容为中国官场上的“野鸽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身上具备有一些“野鸽子”的特点：

其一，他们妻子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孤单一人，没有“家”的感觉。其二，他们四处吃“野食”。因为自己有退居的地方，也就胆大妄为，肆无忌惮，四处吃“野食”，能贪则贪，能捞则捞。其三，他们随时可以“飞”走。由于他们是孤家寡人，身边没有什么拖累，一旦出现对自己不利的风吹草动，自己随时可以拍拍翅膀“飞”走，根本不用考虑自己“飞”走之后的影响。

官员一方面努力将家人全部送到国外，一方面却独自留守国内“为人民服务”，如果其中并不含有腐败的意图，则简直让人难以理解。“裸体做官”现象，说到底反映了这些官员对国家的忠诚出了问题，也反映出他们根本不打算和自己的人民患难与共，而是随时准备脚底抹油。在任何国家，官员不忠于自己的国家，这都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裸体做官”现象在不同地方多次出现，实际上使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安全均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同时也使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受到严重

究其原因，之所以出现这种“裸官”、“逃官”现象，总的来说，有六大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我们的某些官员信仰上出现了危机；二是监管制度不健全，给了贪官们可乘之机；三是官员的权力过大，给贪官为所欲为创造了条件；四是社会风气不正，导致很多拉贪官下水的“纤夫”存在；五是上级领导或主管部门睁只眼闭只眼，给了贪官们“可持续”钻空之机；六是大量的贪官被发现后，因为种种关系不被处理或轻微处理，致使“进行中”的贪官胆大妄为、前赴后继。

“裸官”现象在一些官员中早已暗中流行。在大权在握，炙手可热之时，将妻儿全部移民海外，既便于将腐败所得转移出境，又为自己腐败行为一旦暴露留好后路。即使不慎“翻船”、外逃又未成功，一人“受过”，也可保得家人安全富足。而事实上，“裸官”如庞家钰未能出逃而落网者，远少于成功出逃者。“能捞就捞，不行就跑，跑了就了”，似乎已成了贪官们心照不宣的“心诀”。而成功外逃，则又说明贪官的准备是行之有效的。

倒是从贪官们的早早准备到最后一跑了之，折射出问题的另一面，这就是我们有关方面的没有准备。因为没有准备，于是在与早有准备的贪官的较量中，有关方面是顾此失彼，贪官则游刃有余，更甚至在贪官逃之夭夭之后，有关方面才如梦方醒却已措手不及。

贪官的堕落，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的过程，其间不可能没有蛛丝蚂迹。至于他们为外逃所作的种种准备，更是不可能真的人不知鬼不觉；这一切本来恰是对有关方面的提醒、警示，现今，上面的意思，治“裸”像是誓在必行，让大家对此充满了期待，补充规定漏洞更是“宜早不宜迟”，不能给“贪官们”提供可趁之机。

（文/小桥听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