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都是城市的居住者适应城市空间发展的需求，而这样的适应带来了更多城市问题。是否有那么一天，城市空间可以来适应城市居住者的需求呢？

近日英国卫报文章《一位伦敦上班族让巴塞罗那到伦敦的通勤成为可能》（commuting from barcelona：a london worker who makes it pay）在国内变成了一篇题为《不堪昂贵房租，伦敦上班族住巴塞罗那坐飞机上班》的爆点文，文中讲道：

一个伦敦人因为无法忍受高昂租金，选择住在巴塞罗那，每天坐飞机去伦敦上班。他算了一笔账，他不仅从一居室升级到带屋顶露台的两居室，从伦敦的阴雨天气升级到怡人的地中海气候，从炸鱼薯条升级到西班牙美食，而且降低的生活成本让他每个月能省3000多元人民币。

这位伦敦人的选择并非心血来潮，是很多伦敦人的真实选择。卫报在8月1日的文章《高昂的生活成本让英国的创意青年离开伦敦前往柏林》（Creative young Brits are quitting London for affordable Berlin）中，作者Johanna Kamradt给我们展示了几位从伦敦转移到柏林的英国青年的生活状态。

英国人的柏林聚集地Agora

Dani Berg在伦敦居住了十年，一年前搬来柏林，经营着Agora的“美食平台”和咖啡厅。Agora是柏林新近出现的众多“联合办公区”之一，位于Neukölln区的一条僻静街道的老制锁厂中。建筑外，一些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在闲逛、抽烟、用苹果电脑办公、闲聊。踏入建筑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笔记本电脑的海洋，对着电脑的人们正在用英文工作，他们靠高浓度咖啡和英文书写的每日菜单来补充能量。一位女士操着浓重的德语口音在吧台点了一杯咖啡，因为收银员并不会说德语。

经济原因是促使Dani Berg搬离伦敦的一个重要因素。“我每周工作七天，花八百磅在Lewisham和别人合租一间公寓。朝着伦敦的东南面，我们搬得越来越远，直到有一天我觉得‘是时候彻底离开这个城市了’。我只是逃离伦敦大部队的一员，逃亡轨迹通常是：从伦敦的东面搬到东南面，最后搬到柏林。这就像从伦敦的新十字街（New Cross）到柏林Neukölln的特快专列一样。

我过去没有什么时间真正‘成为’伦敦的一份子，总是觉得筋疲力尽。每一天你回到你租金高昂的公寓，却只能在那里睡一觉，然后又要重新回去工作。相比之下，柏林的生活轻松多了，我有了更多时间享受生活。”

近些年，柏林的创业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是顺应大势应运而生（截至2020年，柏林的创业公司预计将能提供10000个就业岗位）。为了迎合日益增多的电子游民的需求，Agora成为众多外籍居住者创造出来的泡沫之一。

向往没有压力生活的Kavita Meelu

没有压力的生活是让Kavita Meelu决心定居柏林的最大原因，因为伦敦像宇宙中心一样繁忙，没有休息时间。最初，Kavita Meelu只打算在柏林呆六个月，但六个月转眼变成了六年。

Kavita Meelu在伦敦先后任职于政府和广告业。如今，她在柏林是一个成功的创业家，专卖街头美食。迄今为止，她已经创办了许多柏林最受欢迎的烹饪活动。她一直在梦想能做一些和食物有关的事。由于资金和社会层面的限制，这个念头在伦敦一直无法付诸实践，但在柏林她的梦想却实现了。

Kavita Meelu和她的未婚夫在柏林最受欢迎的地区租了一间110平米的公寓，租金和她曾居住的诺丁山的9平米小屋相同。她曾经计算过这六年的生活费，如果她搬回伦敦，并想保持与柏林相同的生活质量，她至少需要23万英镑。

“在伦敦，资本主义带来的压力十分严重，它自然而然地改变了你的生活质量。直到搬到这里，我才意识到，在过去的生活中，金钱和地位决定了我的生活状态。你不知不觉地成为了那种机制中的一部分——然而你却从未意识到这一点。在伦敦，你与某个偶然相遇的人相处三十秒后，就会询问他们的职业，因为你认为一个人的工作定义了他们是怎样的人，而你也可以依据人们从事的工作对他们进行分类。但在柏林生活了几年之后，我终于意识到完全没有必要问那些问题，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一个人的职业并不代表这个人的全部，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向往创意工作的Michael Salu

Michael Salu搬去柏林的部分原因，是可以从事不同的创意工作。他之前在伦敦的Granta担任艺术总监，六个月前搬到了柏林。如今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同时进行创意咨询、活动策划、写作及电影相关工作。

“到柏林生活给了我一个喘息的空间。在伦敦，为自己工作会有很大的压力，城市剥夺了你创造的能力。”他认为在过去的两年中，伦敦变得越来越陌生，社区精神消失了，邻居变成了外地人，这些新邻居让他觉得自己成了陌生人，人们在街上相遇也不再打招呼。

“过去，我常常觉得我会是最后一个离开伦敦的人。但这个城市逐渐变得越来越单一。记忆中那个多姿多彩、让人引以为傲的伦敦城已经不存在了。这个城市吞噬了自己，在其中生活的人被贩卖给一种高消费的生活方式。

我认为伦敦最后可能会成为一座非常昂贵的鬼城。伦敦的生活不应只有高昂的房租。我宁愿在异国他乡彷徨无归，也不希望守在故乡，却渐行渐远。”

但他也认为，柏林即将发生巨大改变。“我们其实是在占柏林现有经济水平的便宜。自从柏林墙倒之后，这个城市一直在努力重生，许多人在这过程中获得了利益，我也一样。”

向往为自己生活的Scott Van Looy

Scott Van Looy是一名来自伦敦市区最东面的技术工程师，2012年移居柏林，现在为一家英国公司工作。Scott Van Looy说：“（在柏林）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工作。但是在伦敦，所谓的生活只是工作、酒吧、睡觉，周而复始的循环。”

从Numbeo（在线生活成本数据库）公布的数据来看，在柏林和伦敦两个城市维持相同的生活水平，前者所需的生活成本（￡2，177）仅是后者（￡4，200）的一半。在柏林，日用品价格比伦敦低30%，而房租比伦敦低将近70%。

然而在过去三年中，ScottVanLooy同样注意到了柏林的变化：连锁商店取代了独立的小卖部，英语在这儿也变得越来越通用。“问题在于，像我这样从伦敦过来的人，正在迅速地‘争抢’那些在他们眼中价格低廉的公寓。但事实上，我们所认为的便宜的房价，对于当地人来说已经比较贵了，所以，柏林的房价其实是被我们这样的人推高的。”

伦敦人来了，柏林房租涨了

面对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柏林人也开始不满。伦敦人为了逃避高房租来到了柏林，但柏林的房租也越来越高了。柏林已超过罗马，成为了欧洲第三大旅游城市；排名前两位的则是伦敦和巴黎。许多游客会为了低廉的生活成本，在柏林停留一段时间。2014年，柏林总人口达到350万，新增人口达到了45000人，而这已经是柏林人口保持相近增长量的第十个年头。2013年时大约有10000英国人住在柏林，而截至2014年11月，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13500。

Dani Berg说：“有时候，当本地人无意之间听到你在说英语，他们就会对你说：‘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你们会把这一切都搞砸的。’我每次听到，都觉得很伤心。但他们的确有理由这么说，因为我现在对柏林所做的，实际上就是迫使我离开伦敦的原因。”

伦敦的城市空间意味着什么

看到以上几位伦敦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你在想什么？是在庆幸原来还有房租远高于北上广的伦敦？还是在同情这些被资本主义高消费生活压迫的年轻人？抑或是羡慕伦敦的青年还有可以用来避风的柏林或巴塞罗那？

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代表，伦敦向我们展示了列斐伏尔所讲的“城市空间是如何被资本生产出来的”，这些被生产的空间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如何迫使居民向城市边缘地区迁移，甚至跨国迁移；如何让人们进入“通勤－工作－休息”的循环生活模式。

为了对抗资本对城市空间的控制，1960年代欧洲曾经出现过占房运动，起源地就是英国。人们认为，投机性房产使房价不断增高，导致很多人买不起房子，同时很多人买了房子却不住，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也导致更大的社会不公平——住房应当是民生需求，不是资本商品。投身占房运动的，多数是年轻人，因为他们成人后要独立生活，是高房租的直接受害者，如果有免费的房子，必然会省下不少房租费。

荷兰政府曾规定，如果一个房子一年多没有人居住，你就可以占领这个房子。荷兰法律规定，在一所房子居住，要有床和桌椅，于是你搬上一个床垫、一个桌子、一把小椅子，然后打电话给警察说，我要住在这个地方，警察就会来调查，联系业主，在业主回来处理这件事情之前，你都可以合法地住在里面。后来，荷兰的住房政策从北欧式的福利主义转向英国式的新自由主义，从2010年10月1日开始，政府颁布了禁止占领房子的法令。

当然，占房运动也带来了很大争议，一些私人财产受到了侵害。当占房运动消失后，城市空间重新被资本控制，也就出现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伦敦年轻人的故事。像柏林、巴塞罗那这样的城市，就成了欧洲青年的聚集地。

上海离伦敦有多远？

伦敦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对京沪这样大城市的年轻人而言并不陌生。在上海，每个人都希望挣更多钱，同时有相对低廉的消费。但是，城市固定资产的价值在飞速增长，远高于人们工资的增长速度，而且，大城市能提供低廉消费的场所变得越来越少。外来务工人员为了更高的工资来到大城市，但城市很难给他们提供有尊严的低消费生活空间；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了节省房租，要住在偏远的郊区，或挤在没有生活品质的求职公寓；都市白领为买到便宜的房子，只能选择每日远距离通勤；一些老城区的居民，为了更大更舒适的房子，迁到郊区，留下的居民也要承担更高的消费。

这种资本生产空间的逻辑并没有受到太多质疑，而我们每个人也是空间生产的一份子——是受益者也是受损者，不同的只是利弊的比例。房租贵了，那我们就找个便宜的房子，从上海的内环搬到外环，再到更远的新城，甚至昆山和无锡，不用坐飞机，坐高铁上班也是不错的选择；从北京的四环到五环，再到六环，甚至去燕郊，有直达的公交车就可以。为了“更好”的生活，做出一些牺牲总是难免的。

伦敦的青年是幸运的，可以选择柏林或巴塞罗那，而未来的某一天，当柏林和巴塞罗那的房价也涨起来，也许伦敦的青年会带上柏林和巴塞罗那的青年，继续寻找下一个更廉价的地方。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一个更廉价的地方。或者说，换个思路，为什么城市不能创造出成本更低的空间？城市空间的资本价值上涨，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让城市居住的人能有更好的生活，那么，这个目的在何种意义上达到了呢？

从来都是城市的居住者适应城市空间发展的需求，而这样的适应带来了更多城市问题：城市越摊越大，通勤时间越来越长，交通越来越拥堵，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而生活品质并没有显著增长。是否有那么一天，城市空间可以来适应城市居住者的需求呢？也许，就像伦敦人在柏林的经历一样，跳出那个框架，才会发现原来还有其他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而那样的生活方式其实也并不那么遥远。

（文/冯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