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摄影 郭延冰

电影《归来》剧照

《归来》成片剪辑完快两个月了，媒体试映也放了好几轮，主演陈道明仍没有看过电影的完成版，如他一贯对自己参演的作品一样。

新闻发布会上，他对没有看过电影就前来提问的记者却很不满意，“没看过，那应该让片方安排你们看了再来说啊！”“你们参加任何发布会都应该先看电影。”也和一直以来他对采访的态度一样，爱“教训”不够职业的记者，高兴起来也引导气氛。

不看成片，是在意对自己的表演有不满意，或影片呈现和自己心里的标准不一致；看了反而对导演造成不便，从24年前的《围城》到今天的《归来》，均是如此；要求采访者看了片子再问，还是在意，在意自己的认真被敷衍的提问损伤了。

只有一次，10年前电视剧《中国式离婚》剪辑完后，导演沈严坚持让陈道明看看样片，“结果我看了三集就提出了很多意见，最后在我的建议下删去了一集，导演再也不敢让我看片了。”

4月21日，《归来》首个发布会上，59岁的陈道明一身仔细的休闲打扮，黑色短款软皮夹克配修身浅蓝色牛仔裤，茶色的中框眼镜挡住了相互投来的目光。漂亮的主持人满脸堆笑问他一个“常规”问题，“和如此优秀的对手(巩俐)飙戏，有没有觉得特别过瘾？”陈道明却反问她：“什么是飙戏？”“‘飙’是指竞争吧？有‘飙车’没听过‘飙戏’，是比谁演得好吗？我们没有‘飙戏’，就是合作。你要是问俩人合作得默契不默契？我们觉得很默契。”

现场有上百家媒体，记者们闭着眼又问他一个无感问题，“你和巩俐合作、和张艺谋合作的感受如何？”他烦了，再次反问：“你这么有文化的人怎么会问这么蠢的问题？”

这些或别人在心里偷偷说的话，他却不顾情面当众指出，像那个戳穿皇帝新衣的孩子，还多了些故意的成分。他的直率，甚至带些刻薄的傲气，让很多记者害怕向他提问。他依然不会为“顾全大局”，去迎合一种虚伪的和气。

20多年来，他一直如此，保持一种特立独行的清高，一本正经，得理不饶人。纷繁杂乱的中国娱乐圈里，他如一个另类的存在，清醒、不妥协、也不试图改变别人。

《围城》与转折

在陈道明现在看来，日后自己人生的一系列变化，更多是命运使然，不是自己或谁主动为之的结果。

“如果我不认识杜宪，我就不会想起考中央戏剧学院。如果我没有考上中央戏剧学院，就不会被选上拍《末代皇帝》；我也不会拍后来的《围城》；也不会是今天坐在这儿的我。你会对我索然无味，爱搭不理。原来我以机会解释为多，后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的命运吧。”

16岁时，为了躲避上山下乡，陈道明进了天津人艺当学员；1978年，他23岁时为了已经就读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的女友杜宪，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进修。

1983年他出演电视剧《末代皇帝》，开始为人所知。这只是他参演的第三部影视作品。那个末代的年轻溥仪，他琢磨了4年。

出演《围城》对于陈道明而言，是一个重要转折。不仅他因为入木三分的方鸿渐而家喻户晓，更因出演这部优秀的文人小说，而与钱钟书结识，并由此对演员和影视圈有了重新认识。

导演黄蜀芹看了他在《末代皇帝》的表演，印象很深，找他饰演方鸿渐。开始时，陈道明觉得没法演，小说既没故事，又没有所谓明确的命运感；祖籍浙江在天津出生长大的他，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演得像一个上海人。事后导演回忆，她正是看上了陈道明身上的酸文人气质。

几经游说之后，陈道明答应了也演活了这个原只在小说里存在的人物。他用了“一惊一乍”表演法：总是神情落寞地游离于周边环境，每被旁人问到和提及时，都先是吃一惊，才回过神来。这个冲突制造出强烈的喜剧效果，也不断加强了人物性格：方鸿渐永远是一个游离尴尬的局外人。为了找出方鸿渐那句“李先生不得了，了不得”的神韵，他练出一口尖声尖气的“上海普通话”，这种口音在方鸿渐耍贫嘴的时候更为生动，酸腐的小知识分子气尽出。

《围城》播出之后，钱钟书特意给陈道明写了一封信，说陈让他看见了一个活的方鸿渐。

在同一年播出的《渴望》和《围城》，成为中国电视剧历史上最重要的家庭剧和文人戏的代表作品，并在电视剧一开端就树立起难以逾越的标杆。

陈道明一炮而红，跃升一线演员。迅速走红带来的浮躁和狂妄，陈道明说自己在那时都有过。

因为《围城》，陈道明与钱钟书结识，并几次向他讨教，“他当时(对方鸿渐)一点建议都没有，就对我说随便弄”。可一老一少在一起却什么都聊。深居简出的老人同意了他边聊边录影的要求，陈道明留下了难得的2个小时的影音资料，也记住了钱先生的恬淡。

钱钟书家里，没有任何家用电器，陈道明记得最深的是唯一出声的就是煎药的药锅子，一到点，那个药锅子就“噗”响一下。可他很羡慕钱先生家里弥漫的气息，那种闻得到书香，也让人感到安静的氛围，眼前是两位饱读诗书，却非常浪漫、非常懂得生活的老人，他看到了一种真实的从容。迷茫的年轻人突然感觉，在这样的文化人面前，自己狗屁不是。“突然发现了自己特可怜，在学问面前，你特别可怜，你的自信也突然间特别无助。”

那样的谈话也让他想起了父亲。曾经他跟父亲也聊过演员这个职业，出身于医药世家、毕业于燕京大学、身为翻译的父亲不愿意让他干这一行，那时演员被叫作戏子。但为了躲避上山下乡，一个书香门第的孩子阴差阳错走上演戏这条路。

之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职业，“我觉得我的前半段生活近乎于可笑，也有点摇头晃脑了，有点莫名其妙。”他发现这个躁动的圈子带给人不由自主的浮夸，优点和缺点一样，容易被人夸大，“当你突然间被别人的赞扬声包围了，你的抵抗力到底有多强？你还是你自己吗？”他重新想，“到底应该怎么存在才算是正常人？”

90年代初父亲去世，加剧了他对演戏的怀疑。他甚至一度厌恶演戏，一到剧组就感到如在炼狱般浑身不舒服。1993年到1999年，陈道明都处在这样一种半退隐的游离状态。

可已年过40，要想离开一个熟悉行业，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我想离开这个行业，可是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我还能做什么？”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黄蜀芹曾说，其实陈道明和方鸿渐很不一样。

可方鸿渐之后，他那种游离、促狭的状态似乎附着在陈道明身上，并延续至今。

他认为，唯一的方法就是即使不求人表扬你，至少也争取叫人家少批评你。

他给自己定下了未来希望成为的样子：一个满腹经纶，却不炫耀的平凡人。

一旦甘愿放下名利的欲望，也就不需要去假装和说套话了。他给自己定下准则，在拍戏的时候用功、用心、用力，就行了。

只在戏里低头

冯小刚曾经比喻两个好友陈道明和葛优的不同。“他和葛优是要好的朋友，但这一点却和葛优截然不同。葛优如遇违章被警察拦下，必是先摸着脑袋嘿嘿嘿地笑，然后做出一副‘哥们儿认栽’的实诚表情。无不令警察叔叔心生怜悯，脸上虽然还是威严，心里却已经在说：我们爱你还爱不过来呢。而陈道明若是被警察拦下，可以想象，那表情一定是，‘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结果可想而知。”

他属于不爱认错的那种人，即使吃眼前亏也绝不低头。

一次在某电视剧的开机发布会上，其他演员都说完了褒奖戏的场面话，投资方几番劝说，坐在最偏位置的陈道明开口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一切要等演完了再谈，现在说的都是假话。”

他说之所以答应角色，是因为“剧本的质量得说得过去”，而自己并不是收视率的保证。

“那是因为从有明星的那一天起他就是明星了。所以就有些清高，老端着。”冯小刚说。个性也就有了被名气的光环保护的机会。

可对于喜欢的角色，他不这样。

1994年，冯小刚为电视剧《一地鸡毛》选角，这部改编自刘震云同名小说的作品，说的是曾经心高气傲的主人公小林，如何从刚到机关时的执拗，到慢慢被日复一日的琐碎磨平，最终适应了，然后游刃有余了。最后他还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找到了乐趣，应付自如。

开始时，冯小刚担心，他认识的执拗的陈道明能演好在平淡中逐渐失去棱角的市井小人物吗，“他低得了头吗？别拍出来像皇上微服私访”。

陈道明看出了这个怀疑。一天晚上他约导演去家里聊聊。桌上一瓶二锅头，没有菜。陈道明从不喝酒，更反感喝醉了互相称兄道弟的情景。那时的他坚持认为自己不需要朋友。

“我喜欢这个人物，一切不在话下。这次我听你的，你对小林这个人物有什么要求？”他主动表明。

“只要你不端着，一切包在我身上。”冯小刚说。

“就照你说的办。”

一瓶二锅头、一个角色、一部剧本，两个人，聊到天亮。

这也是冯小刚唯一一次见到陈道明喝酒。

《一地鸡毛》拍摄中，冯小刚看到陈道明的确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甚至在镜头外也是殷勤、周到、善解人意，任何事都有商有量，“完全找不到陈道明的影子了，就是一个活托的小职员。”

可戏一拍完，吃散伙饭当天，连过渡都没有，“唰地”他就离开了小林，那种不阴不阳的表情又回到了他的脸上。

这种主动，之后还有过，即使在他更头牌以后。也是对冯小刚，汶川地震后不久，得知冯小刚在筹备《唐山大地震》，陈道明对导演表白，“你要是拍‘地震’，我免费去演。”

30年的游离和较劲

陈道明演艺生涯32年，一直警惕地与自己工作的圈子保持相当的距离，却也始终站在一线最贵男演员之列。

当年一起拍《一个与八个》的小伙伴们，在这之后的30年间，潮起潮落，不断调整自己适应时代的姿势，以不同面目、态度出现在不同的时代中。张艺谋在这些年间，完成了从摄像到导演的转换，从文艺片导演到商业大片导演，并通过早期在国际获奖的文艺片和导演2008北京奥运会跻身世界导演的行列。影片中的导演和同期演员，除了陶泽如还活跃圈内，其他都早已远离了观众的视线。

曾经同时期的当红小生唐国强、陈宝国、李幼斌、王志文、濮存昕、张丰毅，也都相继或多或少淡出影视圈。只有陈道明仿佛活在自己的世界，始终只执着地和他的角色较劲，甘心演着电视剧。

电视剧《中国式离婚》导演沈严也是陈道明的朋友，经常看到制片方拿着剧本去陈道明家，反复磨他，为了让陈道明答应。陈道明的标准很明确，“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接都不会接，剧本里有太多扬恶的东西我干都不会干”。而如果看中的角色，自降片酬补贴制作费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在影视圈其他演员中还真不多见。

他对表演较真的程度在圈中也是出了名。陈道明说，自己的创作习惯是导演可以无限拍，从拍《围城》那会儿就这样。导演即使说“OK”，他也再给你来条别的表演方式的。同样的情节、位置，他会给出“大”“中”“小”不同的尺度分寸的表演，把几种状态都演出来，“赤橙黄绿蓝青紫，最后导演来选择。”

因此，哪怕是《建国大业》中，给人敬个礼，他也要在50秒钟的平台上做得与别人不一样。光是服装他就要求重做了两遍。“凡是示人的东西，你尊重了它，它才尊重你。有的人爱这个职业爱赚钱、爱出名，这都没错，但尊重这个职业比爱这个职业更重要”。

在《归来》中也是如此。或许因为与角色太接近，此次陈道明有意识地想“不让自己演得太舒服”。

面对《中国新闻周刊》，他承认，每个演员都会有自身带着的一些表演习惯，自己也不例外，不小心那些习惯的动作语气就带进了角色里。这部戏里，他给自己做了有一点极端的调整，“怎么舒服，我就偏不这么去做。因为觉得很舒服的时候，表演习惯就跑出来了”。

他交代一旁的工作人员，也特意交代导演帮他盯着，“你是个修正主义者，你觉得哪有不对就提醒我一下，但你别管我怎么做，我知道怎么改。”

他要自己来完成关于表演的修改。他认为，为表演进行的思考和创作，是作为演员最快乐的事。也很喜欢在表演中自得其乐。

在采访中也是，只有当问到他，真正关于表演的问题，他会突然从漫不经心变得认真起来；当他在表演中用心揣摩的细节处理被观看的人发现时，他才会露出真心的高兴。话变得主动甚至有点多。

对于演戏，他只愿意跟自己较劲。张艺谋数次说到，《归来》中陈道明和巩俐的表演堪称“教科书”，这是感谢和赞赏的意思。可他并不领情，他在随后的采访中不断地表明，“刚才他说这句的时候，我特别想说‘我反对’”。他认为表演因人而异，就没什么标杆可言。

他爱打高尔夫球，也跟自己较劲。小麦色皮肤、紧实的身材拜频繁打球所赐，两年前还曾以74杆拿下ONE CLUB巡回赛的高球业余组冠军。

但这些较真，都是向内的，他也无意往外伸展。比如他承认自己不算是勤奋的人，因为从不为自己的人生做规划；那些角色，也都是剧组找到他，他觉得可以干就去了。从没有过他主动找来的角色。这还和面子有关，“我去找人演，不是有失面子。”他觉得。

陈道明一直是中国最贵的男演员之一，虽然都是被人高价请来的，可拍戏的时候，他不迟到，也不早退，甚至为了让自己状态不懈怠，拍戏现场连椅子都不带，一直是拍多长时间，站多长时间。“有人说我很难搞，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求自己很多，所以我要求别人也很多。”

知识分子也可以有风骨

陈道明并不高产，30年的演艺生涯，参演的电影不超过20部，电视剧不超过35部，在最高产的年份有过一年三部电视剧、两部电影，但也有时一歇两年不拍戏。全凭自己高兴。

纵观他的饰演的人物，主要有两大种类：帝王与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文化谱系中，帝王和知识分子是性格和气质距离非常远的两种人，可陈道明自如地游走其间。在阴郁中露出阳刚之气、儒雅中透着逼人的霸气，中国男演员中也只有他兼而具备。

2001年陈道明出演陈家林导演的电视剧《康熙王朝》，沉寂数年后再次迎来事业高峰。历史上的康熙身上“少年得志”快意恩仇的性格特征比较鲜明，但是陈道明塑造了自己比较钟意的处心积虑、老谋深算的性格。他甚至很多处不自觉带入了自己对社会、国家的态度和情感。

“帝王更代表国家，代表国家的精神，所以对喜欢历史的男人来讲，可能是有他偏爱的地方。”陈道明解释这可能是自己对帝王戏热爱的原因。

2004年，电视剧《中国式离婚》里，陈道明把知识分子的清高，又犹疑不决、疲于奔命、懦弱的个性演绎得入木三分。

他愿意继续拍知识分子，更想的是拍一些知识分子的缺点。他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弱点能写出很多戏来，不加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本身应该是安心于坐的人，但是现在纷纷出笼，走到前台来，想成名人，想成商人，教育体系金钱化，知识分子的退化，卖文凭的，办各种镀金学校的，这些都是教育的问题。这些东西的始作俑者还是知识分子，包括学校的高收费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就是假教育、假学历、假论文，很值得好好写。”但他说始终没有碰到哪部作品是写得特别好的。

10年后，他想演些知识分子的不同来。

《归来》几乎是陈道明和巩俐两个人的电影。被发配到西北劳改的陆焉识劳改释放后，与妻团聚却对面不识，妻子冯婉瑜得了心因性失忆症，唯独忘记了记忆最深的陆焉识。陆焉识余生所有时间，做尽各种尝试，为了唤起妻子的记忆，并甘心作为陌生人陪伴左右。

三个多小时的采访中，陈道明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离他(《归来》男主角陆焉识)并不遥远”。“这个人物离我的成长史、家境、体验都很近，对我来说没有纠结，也没有挑战，只是印象再现。”

体验不是来自于自己。生于1955年的他，文革后也才20出头。陆焉识让他想起父亲。从记事起，父亲在各种运动面前的那一声叹息、那种发呆、那种回来的紧张、那种待人的惶恐……那些画面不用仔细回忆就都出现在眼前了。

从小学过素描、做过美工的他习惯为自己的角色画像，以形象来加强对角色的理解。第一幅陆焉识，他画的是一张脸，一张像父亲的脸。在服装为陆焉识的造型准备的几副眼镜中，下意识地他挑了一副最像父亲当年戴的眼镜。

对陈道明而言，《归来》说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爱情、对背叛、对苦难的态度。

诸多的性格特征里，他最要“坚持”，“这部电影落点很多，我拎出一个‘坚持’的神经。这个人是有情怀、有坚持、有风骨。近年来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展示少些。这部戏里，我挑出了这个神经。陆焉识有他的精神世界，他的精神世界和内心是很强大的。对残酷的现实，他比较执着”。这也是他最满意的对这个知识分子性格特征的塑造。

说话时，他带着手势，配合当时的态度。他的手修长且薄，因为肉少显得有些干，手纹深而杂，据说，这样手的人心思多且细密。

我着急的是人性的堕落

就像《归来》中的陆焉识，这个知识分子能做的坚守，都只局限在自己的家里，对着自己和爱人。仅此而已。

陈道明至今保持深居简出的生活，他不参加应酬，不问时事。他喜欢呆家里，也喜欢收拾家。家，一定得干净整洁，桌子上摆的东西歪了，必须要扶正。收拾完特别干净，他会觉得很舒服。这是他要的一种心境。

手机也形同虚设，十几年不开机，永远调在信息台。几天统一收一次。

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陈道明以一种固执的缓慢，生活在自己的步调里。

近四五年，在不多的接受采访的时候，陈道明已不局限指正身边所见的不满，他开始公开批评国内品质低劣的影视剧作品，包括圈内急功近利的风气。

“这些剧能面世，是导演脑子完全进水了。”他更不理解的是，那些烂剧的故事本身就是假的，演员还要在那里装模作样、声泪俱下地演，越认真演却越加重了这种假。在《归来》的采访现场，陈道明仍然不放过这样的指责。

这大概和他第一次担任监制的电视剧《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的遭遇有关。那是2009年，片子拍得不错，因为是第一部胶片拍摄的电视剧，为了节约成本，包括他在内的主创都自降一半酬金。到了电视台，他们告诉他，“片子拍得很好，不用看”，但就是不肯播。“我当时就说：‘是不是我们的电视剧没有杀人放火？我不卖了！’”

创作者的真诚被唯一的利益标尺深深伤害，另一方面，烂剧雷剧却充斥荧屏。他发现，不论艺术、或任何行当，大家都在高喊着“金钱万岁”，赚钱成了唯一的标准。

他觉得现在没意思，他曾对媒体说，“特别想念上世纪60年代的那种纯朴、70年代的上进、80年代的创新和无畏。到了90年代，商业消费时代来了，到现在愈演愈烈，把文化当成了商业”。

他开始在一些采访中表达自己的态度，“难道所有存在价值的最高标准就是钱？那社会的德行到哪里去了？这个问题可能不是我该问的了。我着急的就是人性、价值观的堕落。在某些地方，我们是在退步。”一贯平静低调的隐士，语气里有愤怒和对未来的担忧。

“那些乱七八糟的电影有票房，主要是靠了你们。你天天在流通领域吹捧这些东西。”他对现场的几十上百家媒体批评的直截了当，之后又语重心长地教育，“千万不要小看娱乐媒体的能量，你每天写一篇无意义的文章，365天就有365篇无意义的文章，就可以扭转一年的文化共识。”

2011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哲学课《公正，该如何是好》，陈道明反复看过很多遍，很受启发，“他是在讲，真正好的教育是教人思维方式。”

但关于思维方式的教育也就限于此了。

他似乎无心去做振臂高呼、或以自己的知名度去影响什么的事。他既没有想因此成立什么工作室，多做些好剧来略微改变这个环境，也没想做个公知，搞些演讲，洗涤一下现在的年轻人。

他承认有很多老板想出钱请他成立公司或者工作室，也有人请他做导演，可他不做。“一是我觉得累；另一点，别看我说中国电影这问题那问题，但我不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去改变它，也不想进行这样的尝试。”

采访中，他还特地提到去年在微信和微博疯传的《陈道明看王菲离婚》的小文，文中颇多禅意和对生活的参悟。他提出来是为了再一次澄清，“那不是我写的。我也不知是谁把这么好一篇文章放我名下。”

“所以我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在做)一个‘人’”。他只给自己设定了为“人”的下线，即你可以不知道对社会和朋友有多大贡献，建设性是零都没关系，但一定不能有破坏性。“不管任何情况下，不能对人和社会有破坏性，这是做人的底线”。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6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