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宴饮（图源网络）

1910年春节，宣统二年，末代皇帝溥仪那年四岁。按照惯例，皇室会在太和殿举行国宴，招待王公贵族和外国使节，出于礼节，皇帝只会亲临而不进食。宴会菜品极尽奢靡，据记载，“太和殿大宴原设宴桌210席，用羊百只、酒百瓶。”事实上，4岁的溥仪也没有吃什么东西，因为他还太小。

那一年的上海，已经流露出关于春节的某些洋派的气质。春节当天（2月10日）出版的《申报》上有一篇杂谈：“新年各处同也，而上海之新年特别者：门上悬松柏，西例也；贺岁穿貂褂，京式也；体面商人元旦必手笼箭袖，仿宫派也；地方绅董初三日穿补褂拜年，忘忌辰也。”

春节之食，即便在动荡的帝国之末，也未曾改变其面貌。阖家、祭祖、团圆、互道新禧，都是必然的路数。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美食是奢望，能够吃一顿饱饭已经是安慰。1935年，一位作家写下一段关于中国人与食物之间的文字。他说：“如果说中国人非常重视某种东西，那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学习，而是食物。”这个人是林语堂。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2月3日出版的《北京日报》上，提及了一户普通人家的年夜饭：“我们买了几斤肉、一只鸡、一条鱼，加上点青菜、豆腐，够我们一家子快快活活地吃几天的了。”而在1970年的春节期间的《人民日报》报道说：“北京春节期间粮、油、肉、蛋、水果、茶叶供应充足，市场上还出现了如黄瓜、西红柿、豆角等一些夏令蔬菜”。待到1979年，春节的美食开始兴盛，当时的报纸上记载：“春节市场上有金浆、西泉、潞泉白酒投放市场，大核桃巧克力、话梅糖等恢复生产，蛋香饼干、香酥饼干、特制蛋糕、巧克力棍糖等11种新产品安排生产供应。”到了1981年，报纸上说：“北京居民春节每户供应4～8元一斤的花茶二两，大料、黄花、木耳各一包，大白菜20斤，一斤粮票豆腐及一斤粮票豆制品。”

而全家外出去吃年夜饭，已经是90年代的事情了，先是1992年，西单菜市场推出五种家庭套餐，每套50元至70元，回家简单一加工就是丰盛的年夜饭。到了1994年，人们开始外出吃年夜饭，而到了1996年，年夜饭也开始需要提前预订了。

而到了21世纪初，年夜饭早已经成了“必选动作”，各种套路的美食纷至沓来，而且年夜饭也有了不同时段的选择：从中午开始，每两个小时一场，迅速流转，人们为吃一顿饭四处奔波。于是开始有了另外的变化：重新回归家庭，一家人在家里做。人们可以在家里订制年夜饭，请酒楼大厨做好后送货上门，或者干脆把大厨请到家里来做饭，有一些家政公司瞄准了这一市场，推出“年夜饭保姆”。所有的回归方式都朝着一个方向：团圆、祥和、一家人在一起热热闹闹。

在我家，我已经代替了父母，成为年夜饭的掌勺人，每年都会想着做点新鲜的，但是做来做去还是老三样，炖鱼，烧肉，做汤，口味也多半沿袭了我妈的路数。从小受到的口感教育根深蒂固，之后的一生中很难更改，这是味蕾上的乡愁，而年夜饭，正是乡愁的最高处。